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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法官需要有一定的法理学素养，但法官并无必要成为专业的哲学家才能够作出裁判。

(23) 在立法学教材方面，新出版或再版了曾粤兴《立法学》(2014)、朱力宇《立法学》(2015)、杨临宏《立法学》(2016)、邓世豹《立法学》(2016)、徐向华《立法学教程》(2017)。在立法技术方面，由注重立法形式结构的立法规范技术向以立法实效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和一批重要法律、法令，但整个立法理论研究十分贫弱。可以说，立法学研究还远未达到未雨绸缪、高屋建瓴指引中国立法实践走向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的高度。这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研究有了一个标志性里程碑，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三)从追仿型研究进路到自主型研究进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立法学经历了一个由形而上的理论探讨、制度的宏观架构，转向更为具体、精细的中国特色立法实践问题，并由此实现从自主的制度建构向回应现实问题的提升。2010年中国立法学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各地立法学研究会的建立。

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尤其是在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立法学研究的重点从宏大叙事的制度架构转移到具体细微的立法程序与技术，从应然的西方立法原理转移到中国特色的本土问题。(63)参见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

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为法治领域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专门人才。中国法理学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在改革开放中走向成熟。如果中国法理学提炼的核心理念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法治的力量就是无穷的。

二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8)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另一方面则大大挫伤了吏的士气、荣誉感和上进心，促使他们唯利是图、滥权谋私。与官尊吏卑相对应的却是实践中吏强官弱、与胥吏共治天下等矛盾现象。

(5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页。吏员履职保障机制，确保吏员能依法依规履行职责，而不是像奴仆一般被上级随意驱使。三、士道、吏道之当代重构 法家吏道并非一定就是错误的反方。(14)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8页。

如在汉代，小吏的秩级一般在百石以下，多为斗食、佐史之类，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54)。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进而改变气质、提升境界、重塑人格魅力：所谓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多了，人文素养高了，气质自然改变。

(51)司马迁：《史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3页。关 键 词：士道/吏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官僚病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视角下传统中国隐性腐败治理研究(编号：15BFX017)的阶段性成果。

法家所谓有用的知识，是直接有助于富国强兵的行政管理的具体知识与技能，法家认为这就是作为帝国官僚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它是识字通书的知识技能，而非以文乱法的知识技能。这包括：吏员收入保障机制，确保吏员及其家人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和社会评价。退一步说，即使人们确定某一官员并没有将他私生活和私德的不检点带到工作上来——他私德有亏，工作上却尚属兢兢业业、尽职守法、廉洁奉公——这样的官员，就真的没问题吗？他在旁人面前彬彬有礼、表演作秀，私下里却是心思龌龊、表里不一。虽然职业性冷漠未必牵涉违法，而且经常是在合法、公事公办的名义下进行，却对法律的公信力和民意基础造成严重损害。(3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6页。(56)中国在培养、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监察官僚等方面，无疑有着成熟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样，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对于作为中央集权帝国治理主体和中坚力量的官僚的素质、品行、作为，也提出了许多深刻精辟的思考、见解和争辩。

因为，只是在课堂中学到的专业知识，仍避免不了纸上谈兵的可能，专业知识考试如同其他所有类型的考试一般，根本上反映的是考生的考试能力而并非行政能力。孝悌忠信，事父母，能竭其力。

早在20世纪末，弗朗西斯·福山就预测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将逐渐被外表相对松散、权力相对分散的扁平化组织和网络所取代(58)。(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

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由是言之，宰相必起于州部任官模式之持续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辅助性机制为支撑。为了禁奸止奸，重刑于民也无所谓不人道，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21)。此种关于官僚的理论，可名之为士道。

法家孝子未必为忠臣，忠臣不必为孝子的观念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被人们所颂扬。对官僚行政来说，真正实用的行政技能和能力，唯有在行政的实践中才能习得和养成。

官僚队伍的士气，不仅建立在稳定的薪金、任职保障和社会地位之基础上，也有赖于以业绩或资历为基础的稳定、可期待的晋升机会。官僚要知法、守法却不必拘于法，他们应当从人道的高度理解制定法，从礼乐的深度解释制定法，在适用过程中用以类行杂，以一行万(26)的类举方法弥补制定法的漏洞，积极解释、拓展、完善制定法，使其最终符合王道政治和礼乐精神，而不是死守法条，无所作为。

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看重钱粮财赋、刑狱兵备等与富强直接相关的现实功利，并以之作为考核官员功能的标准。(46) 官吏分途、儒吏两分的制度结构使儒生官员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不但对理性行政不利，也妨碍了儒生官员行政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由此反过来受制于地位待遇都不如他们、却娴习文法官事的胥吏。

(4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94页。这或许在启示人们，官僚病的全面治疗，不仅要在进一步完善国家政体上下功夫，也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然而不可否认，文法吏式官僚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同样带来了例行公事、消极懈怠、职业冷漠、效率低下、权力滥用、贪污腐化等官僚病。明末清初黄宗羲把这种做法称为取士严而用士宽，其称： 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

要想通过问答题测验，至关重要的是一手漂亮的书法、完美的文体和严格以经籍为取向的信。吏员工作业绩评价机制，确保吏员的工作能得到客观评价，业绩能被全面认可，而不是做出了成绩就被上级抢走，出了事就一人担起所有责任。

二是因为仁义孝悌等私德与国家行政毫不相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正如忠臣未必是孝子，孝子未必为忠臣。在八项规定等举措出台实施之前的中国，上述现象可谓寻常，实际上，即使在八项规定等举措雷厉风行地实施后，行政过程中公务人员的职业性冷漠仍然存在。

然而，这未免以过分功利的眼光去看待知识的学习，同时，也过分抬高了所谓专业技能的功用。此种关于官僚的理论，本文称其为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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